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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代以前，帝王们在确定国号时，往往会依据自己原有的爵位或封地来选择。例如，汉高祖刘邦称帝时，以自己曾为“汉王”的身份定国号为“汉”；曹操则利用自己“魏王”的身份，确定国号为“魏”。即使没有明确爵位的皇帝，也会追溯自己的血脉渊源，来为国号赋予历史传承的意义。比如刘备，他自称是汉景帝的后裔，便选用“汉”作为国号，象征着对大汉王朝的继承和延续。
即便是后来那些没有爵位，也无法明确追溯名门血脉的人物，比如郭威，他也会想方设法找一个合适的理由。他自认是周朝虢叔的后代，于是将国号定为“周”，借此彰显自身的合法性。再到赵匡胤，他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国号来源，便干脆选用了自己曾驻扎过的宋州，以“宋”作为国号，毕竟总要有个名分来说服天下人接受自己的统治。
展开剩余76%进入辽、金、元时代，异族统治者已经不拘泥于传统的爵位或封地选择，而是直接按照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地理背景确定国号。契丹族的辽国，因发源于辽水流域，故称“辽”；女真人为了显示对契丹这个“锭铁之族”的克制，以“金”象征金属的坚硬克制水的力量，取名为“金”；蒙古族入主中原后，则不追求历史传承，而是选用寓意吉祥的字，依据《易经》中“乾元”的思想，定国号为“元”。
到了朱元璋称帝时，确定国号成为他的首要大事。其实，他的选择余地很大。一方面，他曾被封为吴王，拥有吴王爵位；另一方面，他的家乡淮西地区，春秋时期曾属钟离国，战国时期属于楚国，因此国号的历史渊源多样，选择余地丰富。
然而朱元璋最终选择了“大明”作为国号，这背后原因复杂。许多人认为他不愿继承韩林儿的吴王封号，但朱元璋对韩林儿的态度其实很微妙。比如他的《平周檄》檄文中，就能看到他对明王韩林儿的看法。
《平周檄》是朱元璋攻打张士诚时发出的檄文，从中可以看到他对韩林儿的态度。在文中，朱元璋将白莲教称为“妖言”和“凶谋”，明确站在地主阶级立场，批判农民起义。如果依照檄文逻辑，朱元璋不可能认可由白莲教拥立的韩林儿皇位，自然也不会认可韩林儿封给他的吴王爵位，更不会选择“吴”作为国号。
但事情并非完全如此，檄文结尾仍使用的是韩林儿的“龙凤”年号，没有采用其他年号或宋国号。年号在古代象征政权合法性，代表与王朝的关系。比如三国时期，孙权投降曹丕时采用曹丕的黄初年号，象征东吴臣属于曹魏，后来改年号为黄武，则显示两国断绝关系。五代时期，朱温篡唐建后梁时改元开平，而李克用父子仍用大唐天祐年号，不承认朱温政权。
檄文开头“皇帝圣旨，吴王令旨”中的“皇帝”，显然是指韩林儿。因此这篇《平周檄》颇为矛盾，一方面抨击白莲教为祸害，另一方面又肯定白莲教起义者是“有志之士”，暗指朱元璋的岳父郭子兴等人。至于“妖言凶谋”究竟指谁，朱元璋语焉不详。
韩林儿死后，朱元璋才开始使用“吴”纪元，直到明朝建立为止，这说明他曾考虑以“吴”作为国号。后来放弃“吴”国号的他，曾有意以“大中”为国号，这与他的“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”的口号相呼应。朱元璋被封吴王后，还曾正式铸造“大中通宝”铜钱，但最终没采用这个国号。
那么，为什么朱元璋最后选择了“大明”呢？首先，他认可韩林儿的皇位和吴王封号，也一度考虑以“吴”为国号。但朱元璋的主要统治集团来自淮西，其中很多功臣出身于白莲教，他们对“明”字怀有特殊感情。
其次，朱元璋本人曾是和尚，完全不忌讳自己的出身，称帝后大力修缮他曾出家的寺庙，赐名“龙兴寺”，这是为了呼应“弥勒降生，明王出世”的预言，正是白莲教信仰的核心。自宋末以来，白莲教不断宣传这一预言，使得百姓普遍相信朱元璋的“天命所归”，这种信仰远比临时编造的“大楚兴”或“陈胜王”等名号更具说服力。
明代除了唐赛儿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外，其他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均未能形成，显示了民间对“明王出世”预言的信任，以及对明朝皇权的敬畏。而元朝韩林儿、清朝川陕白莲教起义等也都与白莲教信仰息息相关。
此外，朱元璋作为元朝的继承者，迅速修撰《元史》，而元朝国号取自《易经》中的“乾元”。《易经》中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......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......”的诗句，隐含“大明”将接替“大元”的寓意。
再者，按照儒家阴阳学说，朱元璋在南方称帝，南方属火为阳，而元朝源自北方，北方属水为阴。明字含“日月”，象征火，能以阳制阴，朱元璋姓“朱”，即赤色，正好和“明”字呼应。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，朱元璋最终决定以“大明”作为国号，建元洪武，开启新的王朝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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